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企图以“统一政令军令”的名义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争取和平民主，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党中央在谈判中对解放区管辖权限和人民军队缩编等问题作出必要的让步。在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

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尽管共产党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让步，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同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并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増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企图以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党中央所在地。接着,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方能胜利。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声明中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主张。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亟待得到明确解决。

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五六月间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他分析了战争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进而指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整个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一篇讲演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写作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特别强调了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1936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

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迎接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

党还注意加强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曾经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濒临覆灭的危险。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对，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好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9月，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开进上海。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在湖南，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间发展到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5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多取得胜利。群众性反帝斗争蓬勃开展，推动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猛烈高涨，给予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合约，学生们情绪激昂，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就这样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五四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蓬勃兴起，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因此，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一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29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党的组织机构，党章规定分设党的小组、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在基层和机关，凡有党员3人至5人必须成立一组，每组公推1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为训练党员和开展党的活动的基本单位，所有党员都必须加入一个组。一般人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经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意，并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

第一部党章对于纪律的规定十分严格。比如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三个月不交纳党费的，要开除出党。再如，言论和行动有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

第一部党章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的完备建成，对健全党内生活、促进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成为具有领导力的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指出，“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全党学习贯彻党章的水平，决定着党员队伍党性修养的水平，决定着各级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水平，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 。

栉风沐雨，鲜红党章引领前行。从党的三大开始，除了党的五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对党章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为这面高扬的旗帜增添新的思想光芒。永远与时代共进步，党章印刻不变初心，激扬凝聚磅礴力量，推动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驶向光辉的彼岸。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